无论古今中外的上等人，对农夫投以怎样鄙夷的目光，人类生活中最悖天理的这一幕，幸而即将谢去了：人类将很快进入一个无农夫的时代。对此，置身于一个至少拥有一半农业人口的国度中，似乎完全无法想象。但在着意观察人类的过去与未来的人看来，这一前景几乎无法置疑。
消逝中的“物种”
在身居闹市、只知五谷来自超市的城里人看来，农夫简直是体面人之外的另一个物种，对其陌生的程度，甚至超过万里之外的异邦人。城乡之间的隔膜，并非只在地域上，更在心理上与情感上。将乡里人当作愚昧落后的代名词，已经有很长一段历史了。
乡里人的真正困境，与其说是受鄙视，不如说是被忽视。
首先，人们几乎没有认真想过，在人类文明史的大部分时间里，农夫构成人类的大多数。忽视人类中的大多数，似乎算不了最荒唐的事情。
想必你会说，这不过是中国特殊国情误导下的一种景观罢了。非也！不错，“中国有80%以上的农民”，在现代史的大部分时间里，都常常被人们挂在嘴边。国人大概不会想到的是，其实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曾经也是如此，甚至过之无不及。
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。人类这个“物种”，其文明历史就是从直接生产食物开始的。在落后的技术条件下，人类不能不依赖占人口大多数的农夫的供养为生；就在不久之前，世界各国莫不如此。
直至18世纪，在工业革命之摇篮的英国，还有90%的农业人口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你读到的《呼啸山庄》或许就完全是另一个样了。
欧洲大陆甚至更在90%之上，法国就曾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95%！
至于今天雄踞发达国家之首的美国，你应当知道，当年那些筚路蓝缕开辟北美的殖民者，几乎全是农夫！你必定听说过，美国的开国元首华盛顿至死都是农夫；就在去世的前几天，他还在兴致勃勃地察看自己的庄稼地。
那时的美国，无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乡村。希望对此有更确切认知的人，不妨从《红字》、《乱世佳人》这类作品中去获取直观印象。
然而，这些都是昨天的景象了。
今天，没有哪个国家——除非完全与世隔绝——的农业人口不在急剧下降，主要工业国家更是下降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。
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（OECD）国家中，今天农夫所占比重已经下降到了4%，而美国则仅占2%。OECD之外的世界，当然还不致如此，但其变化亦不容小看。农夫所占的比例，土耳其从1960年代的3/4下降到了1/3，印度尼西亚从67%下降到了44%，菲律宾从53%下降到37%，泰国从82%下降到46%。即便是最不被看好的巴基斯坦，也到了50%以下。
就是举世公认的农业大国中国，也没有置身于这一强劲潮流之外：农业人口从1950年的85%下降到了现在的60%以下。
就在并不遥远的1960年代，超过半数农业人口的国家，欧洲还有5个，亚洲18个，美洲11个，此外还有今天已进入发达社会的韩国以及台湾地区。这些地区的大多数，今天已看不到半数人务农的那种田园景象。
当然，这个世界仍然保存了一些传统农业社会的顽固堡垒，只是它们已退縮到少人涉足的世界角落：黑非洲及亚洲的某些极不发达地区，例如朝鲜、缅甸、孟加拉等。
今天的世界图景已如此今非昔比，且不说英国作家勃朗特姐妹时代的人无法想象，就是现代人在不经意的一瞥之下，也不免触目惊心。
我在游历欧洲时，曾刻意留心欧洲的农村，尤其想一睹现代欧洲农民的风采。但纵横千里之地，尽管遍地庄稼，却就是不见农夫踪影。真的，想象中劳作于田间的农夫，我一个也没有看到过。
何以至此，我至今也没有想明白，难道那绿色地毯般的庄稼都是城里人种下的？当然，我还不至于真的怀疑，欧洲依然有农夫在；但其少之又少，且其工作模式完全不同于往昔，则是绝无疑问的。
况且，今天硕果仅存的那一点点农夫，也绝非昔比了。至少在欧美各地，当农夫已不再是任何人都能胜任的职业。如果你没有受过高等教育，不具备涉及生物学、农学、电子学等等的广博知识与技能，就别想下地种田了，趁早去城里找一份简单得多的营生吧。
改革开放之初，中国人偶尔听说，丹麦农民不能将其田产传给没有农学文凭的儿子，惊奇得收不回伸出的舌头。30年之后，今天对此应当不再有任何疑问了。
不妨说，今天的欧美农夫，是从业者中的最优秀的一部分，他们与其前一个世纪的先辈，在知识、技能、追求、风尚上几乎毫无共同之处；而与任何当代体面职业人则没有什么根本区别。
对此，你如果仍然心存疑问，那么不妨看一个举世皆知的现代农夫，他就是美国前总统卡特。不要以为卡特仅仅是出身农家而已，他本人就是地地道道的农夫——佐治亚州的一个农场主，1980年卸任总统之后，就回他的农场种花生去了。
当然，非中国农夫容易想象得到的，卡特和其他美国农夫一样，有大量的“农闲”时间，他依然可以写作与从事社会活动。与别人不同的是，卡特对于木工情有独钟，许多时间都用来义务帮助邻居修理房屋家具了。
考虑到以上两层，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内涵上，今天的农夫已非昔比了。极而言之，难道不可以说，作为一个群体或者“物种”的农夫，已经消逝了吗？你会说，欧美之外的不发达地区还早着呢。不能否定这种差距。但考虑到在全球范围内农业人口急剧减少的趋势，考虑到即使在第三世界农业现代化进程也在加速，说农夫这个“物种”正在消逝中，是肯定无疑的。而这就意味着：
明天的地球，将是一个无农夫的世界！
喜乎悲乎？
我说农夫已经或正在消逝，只是指出了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，并未附加任何价值判断。如果涉及善恶得失，或许人们分歧就大了，不免引出一番琐碎议论。
问题简单说来便是：一个没有或者少有农夫的世界，谁会欢呼？谁会哭泣？
欢呼者中，首先就有那些将高楼大厦看得高于一切的人，这些人可定义为现代化拜物教徒，他们对于与粗鄙祖先联系起来的一切，都希望弃于一旦。
现代化的最光鲜的体现无疑是城市化，这正是当下朝野都热挺的事情。从城市化的目标看来，再没有比农夫消逝更好的事情了：一个没有农夫的世界，岂止是迈向城市化，世上就只剩下城市而再无其他了。因此，城市化的倡导者必定热烈欢呼农夫的减少；任何加速农夫群体縮减的举措，都是城市化进程的福音。
或许更有趣的问题是，谁在为农夫的消逝而哭泣呢？
整整一个人类群体，而且是长期主导人类生活的群体，默然退出历史舞台，竟然被当作值得庆贺的喜事，似乎匪夷所思。联想到仅仅在一代人之前，还将千千万万个壮志满怀的学子赶往乡下，说那里是“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”，更使人不胜唏嘘。
世道变化之大，岂在常人的意料之中！我不知道，今天还有多少人仍然执意要在“广阔天地”中扎根一辈子。如果有人如此，他能认可与赞赏农夫渐趋消失这种历史进程吗？因此，在为农夫消逝而哭泣的人中，首先就有曾经且坚持扎根于农村的人。
我不知道是否还有这种人在，但可以肯定，有人仍然坚持要求别人去农村扎根，他们不可能乐见一个无农夫的世界。
伟大领袖几乎不隐晦自己对于城市的疑虑与厌恶，是否真的设想过下放城市人口来逐步弱化城市，则不得而知。人们知道的只是，他对其得意门生波尔布特说过：你干了我们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。波尔布特确实干了惊天动地的大事：将首都金边整整两百万城市人口赶到了农村！可惜，这一增加农夫的举措并不成功，因为这些城里人受不了波尔布特的暴虐，大多死于非命了。
此外，为农夫消逝而哭泣的人，也包括那些对未来具有乌托邦情结的人，他们是已不存在的人民公社的精神继承者。经历过大跃进癫狂的人，都还记得那个时代的传道真言：共产主义是天堂，人民公社是桥梁。
谁又不想去共产主义天堂坐享荣华呢，但为此就得经由人民公社，那里无论被描绘成什么花花世界，但总归是乡村啊，能够没有农夫吗？
可见，一个没有农夫的世界，与人民公社的理想，绝对水火不相容。无论理论家们对人民公社作了多少文明包装，其最高境界终究不过是一种农民理想，是推行“五斗米道”的张道陵的奇异幻想的现代版。
理想中的天堂，实际上不过是一个村落社会，是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、家长制下的宗法社会的理想化，它的权威表达，在大跃进年代已由人民公社的理论家们阐释得淋漓尽致了。文人们编织的理想本来就是镜花水月，他们自己都未必相信，却实实在在地造就了一批信徒，这就是那些深怀乌托邦情结的原教旨主义者。
面对今天或明天的无农夫的世界，原教旨主义者们能不痛心疾首吗？
最后，为农夫消逝而哭泣者，还有那些挚爱乡村环境的传统主义者，他们是陶渊明的现代传人。“采菊东篱下，悠悠见南山”，这种诗情画意，在闹市中何处可寻？
你会说，即使农夫已逝，岂不山河犹在？但一个不见农夫的乡村，有何菊可采、何篱可依？在那里你将再也看不到小桥流水人家，看不到路边农舍，看不到古代文人与现代乡土文学作家所珍视的一切。能不为此而怅然若失吗？
最后的农夫
让上述所有哭泣者尚可宽慰的是，今天毕竟还有农夫在，尤其是在第一号农业大国中国。
那么，尚在的农夫在想什么呢？他们是最后一代农夫吗？
理智的看法是，他们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代农夫。让中国农村达到美国那种发达程度，还要经历漫长的过程，或许需要整整一个世纪。
然而，这一层考虑并不在今天中国农夫的关注之内。现代化的诱惑是如此强烈，几乎没有什么人心甘情愿坚守乡下那一亩三分地了。即使不得已留在乡下，也认定自己就是最后一代农夫，不会让其子女继续做农夫了。
情况真是这样吗？你就到今日乡村中去走走看吧。也不必盲目相信别人告诉你，说什么今日农村田园荒芜，万户萧疏。如果是那样，你也不可能还每天将鱼米果蔬端上餐桌了。农夫们至少暂时还在坚守着，仅此，我们就应感恩不尽！但没有人能够劝阻他们——自己或子弟——尽快离开乡村，进入城市。
干嘛不呢，乡村的生存状况能留住人吗？
谁都知道，作为中国最大的一个群体，农民被称为弱势群体。这自然是指，在当今中国所提供的那个蛋糕中，农民所得的那份最小，而受到的脸色则最差。
很少有人去想的是，恰恰是这个群体为中华文明——更准确地说是为稳定历代统治——作出了最大的贡献。全赖农夫的辛劳，让天下人有无日可少的盘中餐，这是尽人皆知的老生常谈，且不去说。
最被人忽略的一点是，正是农夫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，将好几位皇帝推上龙椅，其中就包括刘邦、刘秀、朱元璋及其现代传人。且不说这件事情是好是坏——将朱元璋推上龙椅就绝对不是好事——，坐上龙椅的人总不该忘了农夫们吧？至少，不应构想出某个“城乡二元化”的高超理论来刻意贬抑农夫吧？
结果只能是，每个农夫都会竭力逃离农村，至少让其子弟外出谋生，如早已流行的俗语，这叫做“跳龙门”。如果经一代人的努力终于梦想成真，那么其父辈就真的成了最后一代农夫。当然，好运未必降临于每个人，在很大的程度上，农夫仍将是子承父业的职业。
可见，说到“最后的农夫”，未必限于一代人。
乘末班车者不免给人以倒运的印象，其生存状况肯定无人羡慕。如果毕竟有点好消息，那就是今日农夫并不乏交好运的机会，而这正是“最后的农夫”们希望之所在。
首先值得注意的是，现在能够鼓捣出某些新门路的“活农民”逐渐多起来，他们组成农村中的企业家群体。无论在财富与地位上，他们凭借自己的力量提升到这样的程度，再也不必在意，依常规途径从社会所得的微小了。
或许，正是因为成功农夫的示范效应，使农夫这一职业不再那么灰暗了，这就不免使一些不安于现状的人冒险一试，其中不乏某些想换换环境的城里人。弄出较大动静、以致引起媒体注意者，也大有人在，像陈佩斯、褚时健这类名满天下的新农夫，其知名度究竟是基于他们的旧名气，还是有赖于他们在荒山野岭中开辟果园的艰苦创业，那就只能见仁见智了。
今天，成功的农夫——无论他们是土生土长还是外来能人——或许并不多，但正是他们代表了农夫的未来。既然不成功的农夫迟早会选择离开土地，留下来的人总会多一点能耐，而这就使农夫队伍的整体质量趋于上升。
如果这种推理能够成立，那么最终结果只能是，最后的农夫将为数甚少，个体能力不低，经营灵活，绩效不俗。一旦达到这种程度，他们就再也不是传统意义下的农夫了。
可见，最后的农夫，实际上已不再是农夫。于是，“世上无农夫”，成为真正的现实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