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某人因心慈手软而丢了江山，刚毅暴烈的人或许会责问他：为什么不做强者，难道担心被骂为暴君？暴君当然不是什么雅号，但在许多人看来，或许还是比窝囊废强。问题是，我们从正史所得之教训，不正是暴君们丢了天下吗？君王们一旦身临险境，应当选择做仁君还是暴君？对此，能有标准的答案吗？不妨先看一些历史事例。
刘璋
无论从正史还是演义都能看出，三国人物何等英雄！如果突然冒出一个窝囊废，就会十分显眼，很被人不屑。那个被刘备夺了江山的刘璋，就正是这样一个窝囊废。
刘璋（？—220）与刘备一样，也是汉廷宗室，继其父刘焉做了益州牧。刘璋与汉中张鲁交恶，感到蜀中受到威胁，于是接受其部下张松、法正等人的建议，迎刘备入蜀相助。211年，刘备率精兵良将进入蜀中，刘璋竟然毫无戒心，亲率文武百官盛情接待，供应丰盛的物资，只望刘备助他去讨张鲁。但刘备却另有打算，就在进军汉中的次年，还军直取刘璋，214年围了成都。当时成都尚有精兵3万；刘璋在蜀中颇得人心，军民都愿效死抗敌。可是刘璋却以不忍连累百姓为由，开城出降，将乃父留下的这份好端端的遗产，拱手送给刘备；他自己则被刘备安置到南郡公安当逍遥公去了。只是到孙权袭取荆州后，授刘璋益州牧，驻秭归，刘璋的境遇才有点象征性的改善。
史上对刘璋的评价颇多歧异。一般人认为他愚弱，也有人说他仁慈；《三国志》作者陈寿的评价则有点严厉：“璋才非人雄，而据土乱世，负乘致寇，自然之理，其见夺取，非不幸也。”这就很有点成王败寇的味道。陈寿乃蜀中本土人，对蜀中旧主却无半句好话，刘璋父子两代在蜀中的统治，恐怕也谈不上很成功。
且不说如何评价刘璋治蜀的功德，能肯定的是，正是刘璋的软弱退让，才使蜀中江山如此轻快易主。那么，刘璋是否完全错置了他的角色？他难道不该学一学三国时代遍地皆是的豪强枭雄，强硬振作，刚毅果断，杀伐无忌，只要保住江山，宁背暴君之名？这种思路不免面对两个问题，它们分属事实层面与道义层面。
首先，一个强硬甚至暴虐的刘璋，就能改变江山易主的命运吗？回答是：可能，但并非必然。刘备与刘璋两人，都不过是乱世军阀而已，谈不上有不同的治国理念或治理模式，在资质与声望上也没有明显的高下之分。无论两人最初的意向如何，最终在蜀中必有一争。至于胜败如何，就完全决定于双方的实力与权谋了。刘璋拥有先入为主的优势，倘能审时度势，除恶务早，刘备何能轻松入主成都？刘璋就不能在刘备立足未稳、反相未露之时，袭而杀之？为保江山，即便屈杀一个刘备又何妨？然而，刘璋的愚弱、迂腐、顾忌，注定了他干不了这种事。刘璋就是认定自己宁做仁者，不做暴君，这就只剩下丢失江山一条路了。当然，即使刘璋有一个雄主的胆略，也不能肯定他就一定能赢；如果败了，就只有怨皇天负他了。
其次是道义问题。在刘备助刘璋讨张鲁、并无明显进犯成都意图的时候，如果刘璋先下手为强，乘刘备、张鲁两虎相斗之时，顺势袭取，剪除后患，他心中于理有亏吗？这当然非君子所为，等于是见利忘义，以怨报德了。如果刘璋就是诚心固守他的道义准则，绝不先发制人，即使因此而败于刘备亦不反悔，那么，这也不过是他的选择，他人无由置喙。或许，有人会指责刘璋，仅为一己之清誉，就牺牲了拥戴他的民众，岂不失德？然而这种指责也未必合理。难道蜀中百姓在刘备治下，就一定更坏？
因此，我们的结论是：在对待刘备这一点上，刘璋完全有权利选择做暴君；至于他能否因此而赢，那就看他的智谋与运气了。如果刘璋执意选择做仁君而不悔，人们也没必要指责他；这种选择也无损于他人，不过是改变几个蜀中官员的命运罢了。
路易十六
略读了一点世界史的人，都知道路易十六是死于断头台的反革命者；却未必知道，在法国历史上，路易十六究竟是暴君还是仁君。
路易十六（1754—1793）是法国波旁王朝的国王，1774—1792年在位。他是路易十五之孙。在位期间大权落于王后，逐渐陷入统治危机。因财政拮据，急于落实税收，路易十六被迫于1789年召开三级会议，导致与第三等级严重对立，终于酿成革命。革命后，路易十六公开宣誓维护宪法，为民众所拥护。但随着革命渐趋激进，国王与议会的对立逐渐加剧。1791年，路易十六出逃失败，回巴黎后受到严格控制。1792年，路易十六遭到拘押；1793年1月21日，他在自己设计的断头台上被处决。不久前发现的行刑官写于1793年2月20日的信，记载了国王临刑前对人群的喊话：我死得很无辜啊！
在法国大革命中及之后，路易十六都是备受争议的人物。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：他是暴君吗？如果他选择做暴君其结局将如何？值得当暴君吗？
今天对许多人来说，对第一个问题似乎不再有什么争议：路易十六不仅不是暴君，而且是法国历史上少有的仁君。在1989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庆典上，法国总统密特朗——其左派形象是尽人皆知的——表示：路易十六是个好人，将他处死是一个悲剧，但也是不可避免的。此人性格软弱，只是不会统治国家而已。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米涅的评价则更详细：路易十六以其胸怀与品德来说，最适合于他的时代。当人们不再接受专制政治时，他就自愿放弃专制；当人们愤恨于荒淫挥霍时，他洁身自好、生活俭朴，关心他爱好的修锁手艺胜过关心宫廷排场；当社会呼唤改革时，他尽力推动一些改革。他正直、善良，宅心仁厚，但性格软弱，这就无法胜任改革重任。砍下欧洲历史上少有的一位仁君的头颅，或许是法国革命的最大悲剧之一。
至少从逻辑上说，路易十六可以选择做暴君。在三级会议上，他从一开始就不必退让于第三等级；当他与议会的争执无望解决时，他不妨断然解散议会；当“套裤汉”们在巴黎街头发动暴动时，他可以调集军队镇压；当雅各宾党人夺取权力、滥施暴行时，他可以施展计谋，果断处置激进派头领……。在所有这些事情上，他未必一定有胜算，但那时他仍然获得许多法国人的爱戴，在与少数激进分子较量时未必没有优势。如果他在勇敢的摊牌中能够得分，或许有可能根本扭转时局，将法国导入君主立宪轨道。没有人能够断定，路易十六的另一种选择是完全不可能的。然而，路易十六终究没有那样做；从其秉性来说，他似乎也不太可能那样做。
似乎有很强的理由支持路易十六的强势选择。如果是这样，路易十六固然可能落下暴君之名，却能使法国免除后来长达数十年的徘徊反复，免除无数生命财产的损失；法国人民在革命后九次修宪、五造共和这样一番曲折经历，怎么说都不是一种幸运。而且，路易十六似乎可以指望，在经历长时间的历史沉淀之后，法国人民终究会认可他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选择，洗刷他因此而染上的所有污秽，给予他某种客观公道的评价。
然而更强的逻辑却是：如果他选择做暴君，那么他双手肯定会沾满反对派的鲜血，他将被当时许多人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，亦将长久地遭人唾骂。或许，这还不是最坏的；更坏的是，他所选择的铁血手段，将在法国历史上树立一个极坏的标杆；他将以自己的恶行，启示未来的强权者，为保住权力而毫不犹豫地让街头血流成河！可谓罗马帝国优等生的高卢人，最不缺少的就是铁血手段；如果路易十六选择当暴君，唯有大大加强这种血腥传统，这岂是法兰西之福？况且，路易十六即使用铁血手段，也未必能将国家导向正确的轨道。
巴列维
20 世纪不知有多少王冠滚滚落地，很少值得人们惋惜。但伊朗国王巴列维的倒台，或许是一个例外。
巴列维（1919—1980）于1941年继任伊朗国王。他一方面巧妙地在大国之间周旋，巩固自己的统治；另一方面继承其父的现代化改革路线，坚定地实行激进的所谓“白色革命”，全面地推进国家的经济、文化、教育的现代化与社会的世俗化。这些改革严重地触犯了传统宗教势力。1978—1979年，宗教领袖霍梅尼领导了激进的伊斯兰革命，迫使巴列维于1979年1月流亡国外。
当巴列维拖着60岁的病躯黯然离开伊朗时，其内心想必沮丧至极。这个抱负非凡的高傲的国王，一直以2500年前的古波斯君主的后裔自居，以缔造现代化的伊朗为职志，几乎将自己的毕生心血贡献给了国家的现代化事业。现在却在自己的国家永远失去了容身之地，只有埋骨异乡了。不是他背叛了人民，而是人民抛弃了他；他走得太快太远，人民跟不上也不愿意跟他，人民离不开已有1500年历史的伊斯兰传统，而对2500年前的古波斯帝国，则不再有什么印象。这样，巴列维的现代化的伊朗失败了，而霍梅尼的伊斯兰的伊朗胜利了。巴列维流落异乡，郁郁寡欢，疾病缠身，第二年就在开罗去世了。
不同于优柔寡断的路易十六，巴列维是一个强势的国王；否则，他也不可能将自己掀起的现代化运动搞得那样风生水响。但他完全谈不上是一个暴君。对于桀骜不驯的反对派，他或许有一点严厉，但根本谈不上暴虐，较之于继起的严酷的伊斯兰统治尤其如此。他带给伊朗的东西远远超过人们的期望，但人民并不领情。只是过去许多年之后，当所谓的伊斯兰革命将伊朗人推向严厉管控与贫困的时候，一些人才暗暗地想起巴列维的好处。
当伊斯兰革命的烈火烧遍伊朗，开始吞噬巴列维苦心经营数十年的现代化改革成果，进而吞噬整个王朝时，巴列维想过采取铁血手段，挽回败局吗？巴列维手中不是有足够多的现代化武器吗？但巴列维是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人，不可能不以理性思考来评判形势，因而不可能不知道他的机会已经逝去。他眼看着自己的舞台嘎然倒塌，没有试图为挽回局面而最后一搏。这样，他既不曾是暴君，最终也没有打算做暴君。
如果巴列维不是选择悄然退出，而是决然地垂死一搏，他不可能有任何胜算。这样的结局，对于伊斯兰革命谈不上什么值得一提的影响，而对于巴列维个人的影响则很可能是致命的：他在伊朗人民心中留下的最后一点点正面记忆将荡然无存，暴君巴列维的形象将长久地凝固在伊朗的民族记忆中，尽管纵观历史，巴列维怎么都不应该是一个暴君。
当暴君可乎？
还得明确一下：何谓暴君？鉴于已有许多众所公认的暴君浮现于历史中：秦始皇、隋炀帝、尼禄、希特勒、斯大林……，暴君的形象似乎不说自明。不过，为了本文的目的，此处在更明确的意义上使用暴君一词，它指符合以下条件的统治者：
A 具有强势的专制权力。
B 不受法律限制地、过度地运用暴力。
C 造成血腥后果。
上述三条肯定不为文明的法治社会所乐见。因此，暴君不可能受到文明社会的欢迎。然而，在某些历史时期，暴君仍然得到适度认可乃至欢迎，例如凯撒、克伦威尔、罗伯斯庇尔甚至斯大林都是如此。这一令人困惑的矛盾，源于看待暴君的不同角度。
首先是功利的角度，它的要义是成功，而很可能暴君更有希望获取成功，这在革命年代或战争时期尤其如此。人类的文明之旅并不平坦，常常要越过一些风险万分的急流险滩。在这种时刻，那些抱负非凡的铁血强人，更有可能实现某些特殊的国家目标或社会理想；然而不幸的是，正是这些强人离暴君往往只有一步之遥。
其次是道义的角度：暴君之所为，违背今天越来越被普遍认可的文明价值，不能不为任何信仰与坚守文明价值者所弃绝。暴君或许会因成就了千秋功业而饮誉当世，却肯定逃不脱千古骂名.
功利与道义何者更重？对此未必有社会共识；唯因如此，在考虑“何不为暴君”的问题时，才难以面对一致的舆论，在盛行成王败寇的时代尤其如此。但在一个日趋文明的时代，功利的考虑肯定愈来愈难以抗衡对道义的追求。在对道义的普世呼吁面前，功利不仅愈益显得狭隘，而且愈来愈成为不可能。当代那些臭名昭著的暴君，固然肯定输了道义，也谈不上真正成功，实际上也输了功利。像希特勒、斯大林、萨达姆一类的盖世枭雄，他们的成功何在？这不应当启示所有追求宏大目标者：宁输功利，也绝不为暴君吗？如前面提到的，路易十六与巴列维都没有选择做暴君，这或许主要是情势使然；但能肯定，他们心中就完全没有道义与千秋评说的考虑吗？
或许，今天人类终于已认识到：